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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生命册》读书笔记

读后感大全发表于2019-03-08 09:32:25归属于读书笔记本文已影响手机版
《生命册》读书笔记


   长篇小说《生命册》是河南作家李佩甫《平原三部曲》最后一部,也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。出版社的宣传册页上说它是“一部背负土地的知识分子心灵史”。小说扉页上引用了泰戈尔的诗句:“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,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;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,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。”而小说是这样开头的:“我是一粒种子。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。”
   说这么多,实是想说作家在小说甫一开始即奠定了小说的基调,这一定是一群平原人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命运群像图。事实证明的确如此。《生命册》不再像前两部那样采用第三人称,而是以更有带入性和体验性的第一人称来书写,“我”可以认为是故事的发生者,也可以认为是故事的讲述者,还可以当作所有故事的串联者。这一部中,人物较前两部更多,基本上混淆了主角与配角,似乎每个人都是主角;故事更为庞杂,所有的故事好像独立发生,又有割舍不断的暗线联系,那些真真假假的老姑父托人带给“我”的四字纸条“见字如面”,502胶水一样,生是把所有的故事给粘在了一起。众人的故事千差万别,但众人的命运走向实际相差无几,这一切,在作家的笔下都源于众人都是种子,都是植物。而“水有润下助土之功,滋生万物之德;土有化像和水之绩,舒纵欲托之能。四维之中,水为命之象,土为命之基”,“水”“土”二字或者说是一个词,实际表明了就像植物都离不开水土一样,植物一样的人也离不开生养他的那一方水土,哪怕是你的肉体表面上离开了,你的精神仍逃脱不了家乡水土的滋养哺育。
   在《生命册》里,作家写了许许多多平原的植物,有名字的,无名字的。这些平凡普通得甚至俗气的植物,又总有与之神似的平原人。
   比如说,作家写了平原的树。平原的树生来就有一个无法逃避的敌人——风。平原的风是自由的野马,在它的“照顾”下,平原的树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,平原的树也长不成栋梁之材。无论是柳树、榆树还是槐树、楝树,无一例外地都有共性:离开土地都易变形。
   由树及人,作家写了与树打交道最多的木匠,着力写了梁五方。年青时的梁五方是血气方刚的,在为镇政府建大会堂时公然与南各村的“南唐”唐大胡子叫板,唐大胡子在北边屋山上塑了龙,他不按常理出牌,在南边屋山上起脊时偏偏塑了麒麟,因为“龙麒麟”一炮走红,成就了“南唐北梁”的美誉。
   “龙麒麟”给梁五方带来了好运,不仅外乡人慕名来找他做木工活,他还因此娶到了称心的媳妇,凭一己之力建了房,有了自己组装的自行车,整天骑着一辆亮闪闪的自行车在村子里招摇。梁五方本是九爷的徒弟。成了名的梁五方膨胀了,自立门户不说,还偷偷接起了私活存起了私房,在村人面前也傲慢无礼。如此一来,他便成了村民们心里的“各料”了(平原乡村把长势不一般,但又特征明显、不易咬锯的树木叫“各料”)。一块“各料”必将激起村民们集体的不满和仇恨,恰逢“运动”来了,犯了众怒的“各料”梁五方便倒了大霉,村民们给他罗列了“二十四条”罪状,在“过箩”(平原把被批斗的人接受大家的推搡称为“过箩”)的过程中,几乎所有的村民都用掐、拧、锥、扇耳光等方式疯狂地发泄了心中的愤恨。梁五方的三间瓦房和自行车、缝纫机等被没收充公,媳妇也被他赶回了娘家。
  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。梁五方不愧是“各料”,他身上有一股子绝不服输的犟劲,对于公社的宣判他怎么都咽不下那口气,他开始了频繁的上访、申诉,由县里到市里,再到省里,最后甚至到了首都。年复一年,月复一月,日复一日,他一直走在上访、被遣返、再上访的循环道上。整整三十三年后,已变成弯腰驼背小老头的梁五方,才要回了当年的财产。只是,这时的梁五方不单单是外貌变化了,他的内里也早变成了另一个人,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再,他在上访的过程中已经深谙了许多东西,成了有名的“滚刀肉”。要回财产不行,还得要回媳妇,可原来的媳妇早已改嫁子孙满堂当了奶奶。梁五方不管,政府不帮他要回媳妇,他就有耍赖的借口。他不再回到乡下,而是在城里给城里人算算命混日子,不好混的时候就又去上访……
   在梁五方身上,作家花了大量的笔墨。梁五方本来是一块好材料,起初因为自大游离了无梁村这方水土,后来又被迫上访由平原乡村一次次地走向城市,离生他养他的那方水土越来越远,他除了变形成为人人嫌恶的“各料”,还有其他路吗?这种因果之间,又暗含了什么玄机?
   作家还写了众多的平原的野草,比如翎子花、地龙花、仙人花、喇叭花。其中,还有一种只在夜里长的野花“小虫儿窝蛋”。这种花丛生、蔓长,看上去小身小样,却有惊天动地的弹射功能,能借助弹射把种子射向远处。
   与“小虫儿窝蛋”对应的平原人是虫嫂。虫嫂是瘸子老拐的女人,身材袖珍最多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瘦小的女人,一口气给老拐生了两男一女。一家五口都指望她,为了养三个小的还有老拐那个老的,虫嫂生产三天就下地,割草、割麦都是一把好手。可就算她再能干,一个侏儒又能挣多少工分,何况还有那四张永远填不满的嘴?无奈之下,虫嫂把手伸向了公家地上能吃的东西。只要伸手,总有被发现的时候,每次逮住示众时,虫嫂都充分发挥她很小的时候被本家叔叔拐带到外地耍猴的“才能”,没脸没皮地求叔叔大爷们饶了她。放了她,下次逮着机会她还偷,完全是搞惯的手脚。背上“贼”的骂名,“斗私批修”大会时站桌子,搞“运动”时游街,她统统不在乎,只要能尽量喂饱破屋里那四张嘴,她什么都干得出来。
   她也确实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一次到外村枣园偷枣时,虫嫂失手被擒了。逮住她的恰好是个独眼老光棍,自然生了邪念。即便这样,即便事了后一路走一路哭,虫嫂仍隔一段时间就去顺枣,把顺的枣拿去卖了给孩子们换作业本。有了第一次,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,有了老光棍,就会有更多别的男人,虫嫂在村里的名声更坏了,尤其是在村里女人间,那些女人恨她恨到了极点。终于,有一天,全村的女人给虫嫂过起了“箩”,遍体鳞伤的她回到家,又遭到了老拐的蹂躏,还有孩子们的冷漠和咒骂:“死去!咋不死了呢!”从此以后,没有一个孩子叫她妈。
   老话说“子不嫌母丑,狗不嫌家贫”。虫嫂偷东西,本是为了让没用的丈夫和幼小的孩子们活命;至于偷人,那是由偷东西衍生出来的她自己无法把控的附属,有把柄握在人家手里,她为了家里人活命不从也得从。可这些,她的孩子大国、二国、三花哪里能体谅能理解?在他们心里,这个女人给自己带来的只有耻辱。大国考上县一中后,躲着到学校给他送口粮的虫嫂,即便被迫见了面,态度也异常恶劣,最后逼迫虫嫂每次送口粮只能在离学校很远的桥头。这让虫嫂下定决心改邪归正,当着全家人的面,当着墙上的毛主席像,她发誓再也不干丢人的事了。
   孩子们并没有因此原谅、接受虫嫂。老拐死后,二国也上了县中,和大国一样,二国也不让虫嫂到学校去找他。三花上中学时,大国已经参加工作了,却对家里一毛不拔,也从不回家。虫嫂为了照顾三花,跟到县城收起了破烂。一次撞见大国,大国为了躲避她把自行车撞坏了。她买了一辆新自行车给大国送去,还把买自行车的发票给大国看以证明自己确实改邪归正了。大国不叫妈不说,还打算用十块钱打发她走,并不准她去他家或是找他。
   大国、二国和三花,三个大学生,都是虫嫂这个小女人一分钱一分钱地凑了培养出来的,最艰难的时候还去卖过血。孩子们出息了,虫嫂却得了腿疼病走不动收不了破烂了,她由县城回到了乡下的家。后来倒是又去了县城,大国出钱,二国和三花轮流供养着,一轮一个月。可仅过了一年,大过年的,因为大小月的问题,两家都不接收虫嫂,虫嫂只得又回到乡下,过了几天就咽气了。人都死了,三个孩子都没回来,却在听说虫嫂还有三万块钱的遗产时,大国、二国和三花都抢着回来行孝。以后的清明节,只有三花一个人回来给虫嫂烧烧纸钱,哭一哭。地里的草该长还长,“小虫儿窝蛋”也一样,可谁也不记得和它神似的虫嫂。这样一个女人,就这样消逝得无影无踪,好像从没在世上活过一样。
   ……
   在《生命册》里,作家写的每一个人,都能对应一种平原上的植物。这样安排,是有作家的用意的。其实,在第二部《城的灯》中,作家已经借老梅对刘汉香说的一段话表明了这个观点,老梅说:“说白了,人也是植物。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,那是由气候和环境造成的。人的成长也是由气候来决定的。我所说的气候,是精神方面的,指的是时代的风尚。什么样的时代风尚,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气候,什么样的精神气候,造就什么样的人物。”
   在我国的大地上,城市是相对新兴的,农村是城市的母体,是城市的大后方。对于那些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由农村走向城市的人来说,农村既是他们精神的“营养钵”,又是他们精神的“紧箍咒”,一方面他们极力想融入城市想切断农村这根供给营养的脐带,另一方面农村又似鬼魅一样如影随形,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将之抹去。作家在一个个小故事里,塑造了一个个与平原的植物契合的小人物,他们有的身体残缺,有的精神残缺,在一次次由平原农村走向城市的挣扎阵痛中,呈现了乡村与城市既对立又一脉相承的血脉关系,展现了世态的沧桑,命运的悲壮,人性的美丑。这之种种,都是值得今人作出深刻反思的。
   书中的骆驼不懂得反思。他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,就一直是快节奏的,钱多了还想再多,地位高了还想再高,城市大了还想再大,生活好了还想再好。这样只知往前冲的人,注定是悲剧性的。所以,他一朝失败从人生的云端跌下来时,整个精神世界都垮了,接受不了现实的他跳了楼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他的身上,其实是现下很多人的写照,是现下快节奏的城市生活的写照,人人都在往前跑,还生怕自己跑慢了,跑的目的是什么,生活的意义是什么,早已摸不清了,只知道机械地跑,这样的人生是可怕的,这样的社会更是可怕的。
   在《生命册》里,于精神分裂的挣扎中保持清醒、知道反思的人,只有“我”,一个吃百家饭长大,由无梁村村民供养出来的孤儿。“我”虽然由平原乡村到了城市,可“我”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楔子,不一定能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地上扎下根来,所以,“我”从来不敢忘记或者说是背叛“我”身后的乡村,即便“我”在城里什么也不是,“我”还是尽一切力量去办对“我”有恩的老姑父委托的无梁村村人的事,哪怕最后为此不堪重负,“我”也是愧疚的。“我”深深地知道,“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。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,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。”这一点,大有“生是无梁的人死是无梁的鬼”的意味。
   在这个中间,“我”是有过逃避的。“我”追求纯洁美好的爱情,“我”也追逐能改变命运的金钱名利。然而,“我”始终坚守着一份善良和清醒,“我”不止一次提醒、劝阻骆驼,“我”放弃金钱名利不与骆驼他们同流合污,“我”甚至不惜高价收回据说埋有老姑父人头的“汗血石榴”盆景,“我”还想回到无梁种树……因为,“我”原以为,“所谓家乡,只是一种方言,一种声音,一种态度,是你躲不开、扔不掉的一种牵扯,或者说是背在身上的沉重负担。可是,当我越走越远,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,我才发现,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,是惟一能托住我的东西”!
   作家借“我”的故事“我”的口,说出了他的心声,也是这个系列小说的主旨。可以看出,作家对平原乡村有着非常浓厚的感情和认可,对城市有着一种天生的疏离和淡漠,所以,在整个系列的三部书中,对平原乡村的描述是细腻、深刻、活灵活现的,对于城市,反而有些苍白失血。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与矛盾,似乎过于激化和刻意。《生命册》是获奖作品,窃以为与前两部尤其是《城的灯》比较起来,是稍显逊色的。作家可能是想通过众人的命运来表现普遍性,然而,这样进行故事铺呈显得有些凌乱,主次的弱化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主题表达。对城市的小小偏见导致了眼光的局限,使得诸如梁五方、虫嫂之类无梁底层人的故事更生动更让人印象深刻,冲淡了骆驼和“我”之类在城市冲撞的人的故事性和命运戏剧性。
   最后说点题外话,第一部《羊的门》故事主要发生在呼家堡,第二部《城的灯》故事起源于上梁村,这第三部《生命册》故事生发于无梁村。好一个“无梁”,植物性的人离开了滋养他的水土,不正是脊梁的缺失么?